志莲净苑自1934年创建以来，历代祖师们一直怀着建设理想道场的广大宏愿，但囿于国家、社会的现实状况，几十年间未能将主要力量投入寺院建设，而是致力推动当时社会迫切需要的福利及文化教育事业。直至1989年，适逢贯通港九及新界的大老山隧道落成，香港政府重新规划城市发展，志莲净苑顺此因缘，秉承祖师坚定不移的建寺遗愿，决定兴建佛刹丛林，重展三宝宏愿，利济群生。

　　佛教藉寺院安僧办道，弘法利生；欲得佛法常住，必须建立佛寺道场。

　　佛教由教主释迦牟尼佛始创于印度，自传入中国已有二千多年之久。佛教经过改朝换代的发展演变，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日趋汉化。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中国人向来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和吸收，对于佛教，更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吸取其精深教义，并将教义精神融化于生活中的建筑、雕塑和一切艺术造型里。及至唐代，汉传佛教已经与中国本土文化融通无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步入了全盛时期。

　　起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教曾在亚洲不少国家盛极一时，但在历史的洪流巨变中日渐式微，甚至一度中断。而大乘佛教流传至中国却扎下了根并大放异彩，继而遍地开花，东传日、韩以至现今欧美各地，究其因缘，应与中国建筑文化辅助汉传佛教建立「丛林」及「清规」的制约有深刻关联。

　　唐代是中国佛教各大宗派发展最成熟的时期，而浄土宗亦包括在内。「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而百丈怀海禅师继承马祖道一禅师的精神，订立了一套极有系统的丛林规则「百丈清规」，从此佛教丛林深深植根于寺院建筑中，规范的

建筑布局

配合健全的僧团体制，奠定了丛林的规模。传统佛教丛林的佛寺建筑可分为修道区与生活区两大部分，基本的建筑包括佛殿、法堂、禅堂、僧寮、库房、大寮、山门等七大堂口，因此有

「七堂伽蓝」

之称。

　　由于古代中国「舍宅为寺」的风气盛行，佛教寺院（伽蓝）在建筑风格上与世俗建筑并无显著区别，

中国建筑完整的多进式四合院形制与佛寺的基本布局「七堂伽蓝」相辅相成

，令

汉传佛教寺院

展现出一派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佛寺的事相庄严也呈现出中华文化艺术的面貌。

　　志莲净苑是传统的净土宗寺院，祖师留下的汉土道场，由一代代延续传承。建设一座符合「七堂伽蓝」规范的完整丛林佛寺，供僧众及信众听经闻法，修身养性，培养宗教情操，为广大众生作得度因缘，是志莲开山以来始终追求不舍的理想。处于香港这小小的殖民地，志莲并没有忘记自已是汉土的出家人，

建设一座传统汉土丛林的佛寺建筑羣

，使汉传佛教与中华文化艺术融摄契合，而又作为香港回归祖国重大历史纪念性的建筑物，意义深远！

　　志莲净苑将佛寺重建为唐式木构建筑群的因缘可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壮举。

　　

鉴真和尚

（688年—763年）为佛教律宗南山宗传人，扬州大明寺方丈，在淮南地区弘传佛法三十年，佛教戒律学养高深，有很高声望。后接受由日本朝廷委托的日本留学僧人礼请东渡传戒的请求，以「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的决心，发愿实践佛陀指示，将佛法东传。

　　自公元743年始的十年间，鉴真和尚历尽千辛万苦，

五次东渡

均失败乃至双目失明，然宏愿弥坚，从未动摇，终于公元754年

第六次渡海成功

，到达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此后十一年，鉴真和尚在日弘传佛法，于奈良

东大寺设坛传戒

，携弟子创建

唐招提寺

，成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并将盛唐时期的建筑、雕塑、医药、印刷、文学、绘画、书法等多方面高度繁荣的文化成就传到日本，对两国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763年6月25日于唐招提寺圆寂，终年七十六岁。

　　日本人民敬仰鉴真和尚，誉之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除了感激他在文化上带来的恩惠以外，更为他一诺千金、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创建的唐招提寺及寺内佛像等皆成为日本国宝，传播至日本的唐代文化精华在那里一直完整保存至今。

　　1963年是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中日佛教界皆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更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向中方深切表达了对鉴真和尚的无限感恩之情，殷切希望他们的文化恩人能够回归祖庭。应日方提出

鉴真和尚回归祖庭

的要求，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和日本佛教领袖大谷莹润分别代表两国鉴真和尚纪念委员会商定，在鉴真和尚的故乡、汉传佛教的律宗祖庭扬州精心建造一座鉴真和尚纪念堂。

　　纪念堂位于当年鉴真和尚曾任方丈的扬州古刹

大明寺

(清代改名法净寺）内，1973年动工兴建，1974年竣工，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梁思成先生以当年鉴真和尚在奈良亲自创建的唐招提寺金堂为蓝本，精心设计了这座

鉴真和尚纪念堂

，它是这位杰出的建筑专家毕生设计的最后一件遗作，也是唯一的完整仿古建筑，彰显唐代建筑典雅古朴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1963年中日两国商定的原则精神——不仅在意义上，而且建筑物本身也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1980年4月13日，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长老（住持）森本孝顺奉鉴真和尚的

夹纻漆坐像

，从大阪乘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于当晩由森本长老和赵朴初居士专车护送到扬州，回归祖庭。

　　扬州人民早已准备了鲜花、彩旗、花环等待迎接，专车通过时到处是鞭炮声、鼓乐声和欢呼声，盛况空前。4月19日开始，鉴眞像在扬州供人瞻仰一个星期，前来礼拜者达二十二万人；及后坐像又由森本长老护送至北京的

中国历史博物馆

和

法源寺

继续供人们瞻仰，五月底圆满结束，返回日本。

　　

赵朴初居士为此填写了一首俳句，送鉴真大师像返奈良并呈森本长老：

　　看尽杜鹃花，不因垂泪怨天涯，东西都是家
　　去住夏云闲，招提灯共大明龛，双照泪痕干
　　万绿正参天，好凭风月结良椽，象敎住人间

　　鉴真和尚回归祖庭，是一千二百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以来的首次「回乡探亲」，是中日邦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轰动一时，载入史册。从1963年开始酝酿至1980年始能实现，前后历时十七年，正值中国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跌宕起伏、发生巨变之时。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1972年2月，中国透过「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随之日本也开始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结束长期的「敌对状态」，实现了和谐外交关系。在这极重要的历史时刻，鉴真和尚回归祖庭的进程不亚于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成为中日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催化剂，令双方隔绝多年外交正式敞开了文化交流的大门，作用不可估量。

　　及后，在以赵朴初居士为首，使中国佛教界努力不懈及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国内的佛教的四大名山、各地历史渊源的丛林寺庙陆续重整开放，文革中遭受重创的中国佛教在三十年间全面复苏。

　　鉴真和尚东渡——回归祖庭，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一千二百年前，鉴真和尚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宣扬了唐代中国文化的精粹，「如一灯燃千百灯」，铸就了两国文化的血缘关系，奈良唐招提寺足以窥览其丰功伟绩的见证。一千二百年后，

鉴真和尚回归祖庭又作为恢复中日正常

邦交的桥梁，使隔绝多年的两国民族重新友好沟通，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纪念堂」恰巧是唐招提寺的缩影，成为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昭示着鉴真和尚的精神永恒存在。

　　纵观这段殊胜的因缘，志莲清楚体会到佛教在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也感受到一座建筑在具备实用功能的同时，其建筑本身亦可具有强大的精神功能，发挥无声胜有声的力量。这些因缘感受深深地影响着志莲僧众，成为重建志莲净苑的重要思想理念。

　　也正是在对鉴真和尚回归祖庭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和了解中，志莲僧众首次认识了设计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的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展开大量阅读该著作，并沿着于有关研究的方向，从中国古代建筑一步步深入到唐代佛寺建筑，为志莲净苑日后的重建找到了一条日益明晰的道路。

　　中国「古建宗师」梁思成先生的著作对志莲建设的启发和影响深远。

　　

梁思成先生

是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和中国古建筑研究。

　　梁先生出生于日本东京，在美国修习建筑系，他觉察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建筑在日本大都保存完好，在中国本土却难以寻得遗迹，深感遗憾，1930年代回国后即率领营造学社人员持续进行田野考察，运用科学方法全面实地测量中国境内的古建遗址，

首次发现并测量考证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的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确认中国仍有唐代木构建筑之存在，为这些仅存的文化财富留下了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梁思成先生拜请曾经实地参予施工的清宫营建老匠师为师，收集老匠师世代相传的秘本，破解传统建筑的各种技术语言，重新出版了极其珍稀的中国古代木建筑书籍《营造法式注释》、

《清式营造则例》

。

　　在多年战乱和颠沛流离中，梁思成先生发表了中国著名古建筑调查报告十八篇及中国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他认为：

「中国始终保持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故其形式为木结构之直接表现。」

「其在结构方面之努力，则尽木材应用之能事，以臻实际之需要，而同时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体。」

「宋式呈豪放疏朗之作，清式则紧凑局促。唐风既以倔强粗壮见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唐宋少数遗物在结构上造诣之精，实积千余年之工程经验，所产生之最高美术风格。」

　　1980年代以来，志莲深受梁先生思想影响，努力钻研，了解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文集

》、《

图说中国建筑史

》等多部著作，走遍其测量过的古建遗址，从中屡获重要的知识和启迪。

　　在二次大战后期(1944年)盟军对日本本土进行总攻击之际，因深知日本京都和奈良存留着诸多珍贵的唐风、唐制佛寺建筑，梁思成先生透过美国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向盟军陈述了保护这些历史建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提交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见解：「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他指导学生罗哲文在地图上标示出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力求两地的文物免受轰炸破坏。美军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战火中保存了这两座古都，

梁思成先生因此被日本民众奉为「古都恩人」。

　　梁思成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唐代建筑）的精辟见解及保护古建文物的决心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志莲净苑，成为志莲建设唐式木构佛寺的原动力，梁先生以毕生心血获得了学术成果成为志莲净苑佛寺重建的重要依据。

　　多年后，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时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的

罗哲文先生

担任志莲重建委员会的顾问，为净苑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协助。

　　中国国家文物局根据梁思成先生当年的普查数据，继续就国内仅存的两座唐代单体建筑佛光寺及南禅寺进行实物测量，这些数据日后成为志莲重建佛寺的重要设计基础；而国家文物局也全力支持志莲的重建工程，承担志莲工程的木构建筑羣设计与技术施工设计。

　　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著名实业家、文物收藏家和工艺美术学者朱启钤先生创立。1919年春，朱启钤先生于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代李诫的《

营造法式

》，内容极为罕有的中国古建筑营造法，遂立刻组织古建筑学者研究，致力整理古籍，后于1929年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1931年，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等先后加入学社，于1931年至1945年间与学社成员按照方志记载，踏勘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测量古建筑文物实物，结合古籍文献分析绘制图样，系统整理数据。战争年代环境艰苦，学社成员深恐古建遗物再遭摧残，乃致力学术研究，尽力保存古建资料，为日后重修保护古建筑提供了准确依据，贡献卓著。营造学社是中国最早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典建筑的团体，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罗哲文等均为学社骨干。

　　朱启钤先生集各方力量组建该团体，重点是要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研究历代营造中有价值或失传的古建筑学问，承传、流通出版书籍，同时也发起对中国传统工艺中，如

彩绘

、

彩塑

、雕塑（

泥雕

、

木雕

、

竹雕

、

瓷雕

、

骨雕

、

石雕

、

铜雕

）、

陶瓷

、

染织

、

铸冶

等各种实质艺术的研究；一切工巧之事，都在学社任务范围之内，而信仰传统、仪文、乐歌等等无形事物，也为学社研究所涉及。营造学社综合性地认识到人类营造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展开的研究包括建筑遗产的全部，他们采用中国传统文献考证与西方先进测绘相结合的方法做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研究和历史建筑保护开辟了一条新路。

　　营造学社的工作也使志莲净苑获得重要启发，为净苑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引导。多年来，从佛寺的建筑到配套的装修及庄严，如

壁画经变图

、

佛

、

菩萨

、

罗汉

、

护法神

、

天王

、

弟子

、

胁侍菩萨像

，佛台基、佛桌、家具、

佛灯

、

供具

、

法器

、

祖师龛

、

宝盖

、

幢

、

幡

、

绣织物

等丛林内外各方面庄严物品，皆包括在志莲专精研究的范围之中。重视历史依据，从文字数据入手度身订造实物，志莲以此精神为重建佛寺做了尽可能完善的准备。

　有关营造学社的进一步资料，可参看（阅读更多）此文《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林洙着

　　在梁思成先生发掘、研究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过程中，从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寺院建筑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形象资料；而在他苦心寻访唐代建筑的过程中，也正是敦煌壁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经没有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若要欣赏唐代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营造学社的助手在山西寻访古代建筑时，终于找到了隐藏于豆村镇寂静山林里的佛光寺，这座建于公元857年的唐代大木构佛寺建筑被发现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它清晰展示出唐代大木结构和细节处理的手法，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唐末木构建筑的罕贵实例；而这「第一国宝」的发现，敦煌壁画中「

五台山图

」中标示有「

大佛光之寺

」字样功不可没。

　　梁思成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复论述敦煌壁画的珍贵价值：

　　「中国唐代以前木构建筑在形象方面的认识，除去日本现存几处飞鸟时代(公元593-710年)、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平安前期(公元710-950年)，模仿隋唐式建筑外，唯一的资料就是敦煌壁画。」

　　「中国建筑属于中唐以前的实物，现在的绝大部分都是砖石佛塔。我们对于木构的殿堂房舍的知识十分贫乏。」「除去史籍的记载外，幸而有敦煌壁画还在人间，是我们重要的数据」。

　　「敦煌壁画中有从北魏至元数以千计的，或大或小的、各型各类各式各样的建筑图，无异为中国建筑史填补了空白的一章。」

　　「敦煌壁画中提供不少寺院建筑形象，虽非实物，却是建筑史的形象资料。」「敦煌是次于实物的最好的、最忠实的、最可贵的资料。」

　　在梁思成先生著作的引导下，志莲净苑深刻认识到敦煌壁画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上世八十年代初即开始多次到访敦煌石窟考察，搜集资料，从中受到极大启发。

　　敦煌佛教净土宗的《

观无量寿经变图

》中，殿、堂、楼、台等周围回廊环绕，中间七宝池、舞乐露台，组合成中轴对称、多进院落的布局；庭院严谨而开阔，殿宇巍峨而有序，画师以绘画散点透视的法则，准确地表达了建筑的正侧俯仰，阴阳向背，特别表现出羣体建筑丰富而优美的建筑形象，远近层次、高低变化的规律，使其产生壮阔而深邃的空间效果，恢宏气度和壮丽景象，而对建筑结构的细部：台基、须弥座、阶陛、散水、栏杆、柱枋、门窗、各种斗栱、屋檐、各式屋顶、瓦饰、脊饰、塔剎、相轮等（包括地砖、柱座、钟钤）都有

概括简练的描绘

，志莲从中领略了盛唐时期那种难以超越的辉煌。

　　建筑是一种性格复杂的艺术，佛寺更是强调内在修行、达到心灵净化的场所。净土法门的修行着重观想用功，「庄严佛净土，利乐诸有情」，彷佛把佛寺建筑视为修行中庄严观想的一部分，而观想所成的实物，会令大众将建筑视为清净庄严的乐土，继而达到心灵的净化。

　　志莲净苑乃佛教净土宗道场，寺院的设计收集中国净土法门的传统为依据。唐朝净土宗的《

观无量

寿经变图

》借唐代佛寺恢宏的布局和壮丽的建筑，将佛国净土的理想世界和现实的人文景观精彩地融为一体，呈现出完美的佛教美学境界，志莲复建的唐式木构建筑群就是以敦煌盛唐第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图》为蓝本设计的。

志莲佛寺

的第一进院落以「双楼加一殿」为背景，四面回廊连贯东、西门及前山门，中间一片广阔庭院置四个对称均衡的荷花池——这一设计正是敦煌净土经变图中壮观景象的立体呈现。

　　

志莲净苑唐式佛寺

木构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大雄殿，参照现今国内

五台山佛光寺

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东大殿为蓝本设计建造的模式。

　　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相传是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创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宋绘「五台山图」中即有「大佛光寺」的大幅画面，足以彰显其在唐代五台名刹中的显赫地位。

　　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建筑原物，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是现今所见中国最古老的木构佛寺殿堂建筑。

　　1931年至1937年之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等队员，为了编纂一部中国建筑历史，先后六度赴山西考察古建筑。1937年6月，梁思成先生伙同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组成的调查队到了山西的五台山。他们骑毛驴入山，沿陡峻危险的山路迂回前行，终于在五台县豆村镇附近，意外地发现了千年古刹「

佛光真容禅寺

」，在那里最终得偿所愿。

　　佛光寺东大殿坐落于山坡上的一处高台上，坐东面西，雄浑伟岸，周围古松环绕。梁思成先生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文中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这一重要调研与发现，其中说道：

　　「正殿魁伟整饬，还是唐大中年间的原物。除了建筑形制的特点历历可证外，梁间还有唐代墨迹题名，可资考证。」

　　「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当我们爬到天花板上的黑暗空间时，则令我大感惊奇；我发现屋顶桁架的构造方式以前只是在唐代绘画中见过。」

　　「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经详细考证，东大殿无论斗栱、梁枋，还是棋盘式的平棊、刻莲瓣的柱础石等，都具有显著唐代的特征，殿内的塑像、壁画和墨书题记也皆为唐代原物，在唐代建筑实物几近绝迹的中国，这座明确标记始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木构建筑无疑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中国第一国宝」、「中国建筑遗产中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

　　梁思成先生当年

对东大殿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测量

，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测绘数据，后来经国家文物局继续深入测绘研究，资料更趋详尽完整。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志莲净苑重现唐代佛寺的计划，派出设计团队根据东大殿的实测数据和建筑形制、结构为志莲大雄殿进行了精心布局和设计，

大雄殿每一个

建筑细节都有原始的实物作参照、证明

。由于志莲净苑自身地域、环境的限制，大雄殿的面阔由原

东大殿的七开间减为五开间

，进深相同为四开间。而这座建造于现代香港、脱胎于唐代佛光寺东大殿的唐式木构建筑，正如梁思成先生描述东大殿时所说的那样：「比例和设计雄健庄严，有着巨大、宏伟、简洁的斗栱和深远的出檐」「仅一层高的大殿，是一个雄伟的建筑物」。

　　志莲以唐代的木构建筑技术建设唐代形制、规模的佛寺与园林，是希望在本国的土地上，寻回本民族已消失的光辉记忆，将之再现于世。这一计划得到了来自中国内地各有关部门的鼎力协助，更难得的是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认可与支持，破例将这一新工程作为该局复建唐代古建工程的文化事业立项。

　　1994至1996年间，志莲净苑为筹备重建，恳请国家文物局给予支持帮助，国家文物局即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后改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协助志莲净苑复建寺院建筑，并构思唐代风格设计。中国文物研究所辖下的古代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测绘、研究与保护修缮，参与了一系列国家级的科研及工程实践。丰富的测绘与修缮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他们透彻了解木构古建的结构，并有助于绘制精确严谨的图纸，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座木构建筑群单体建筑和总体院落的设计，确保工程的实施准确无误。

　　中国文物研究所

时任所长罗哲文先生

、

副所长黄克忠先生

、资深古建专家

杜仙洲先生

等积极支持志莲净苑复建唐式佛寺建筑群的计划，在重建佛寺的方案设计时间担任重建委员会的顾问，及时对设计方案进行论证与修改，同时负责审定古建专家小组所绘制的整体木构建筑图，为志莲净苑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协助。

　　文物研究所古建部集中全体人员，认真调查研究唐式建筑形制、结构特点和建构方法，以国内现存唯一唐代木构佛寺大型殿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为蓝本，群策群力开展志莲重建工程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绘制造。与志莲在共同的高标准和严格要求下，整项工程设计极其严谨细致，即使天花以上看不到的梁架部分，亦以真正唐代的木结构技术完成，使其成为唐文化的实物再现。

　　在搜集木结构建筑数据的过程中，国家文物局向志莲净苑提供了当年由梁思成先生实地考察测量、文物局又继续深入测绘的两座中国仅存唐代单体建筑的实物测量数据，这是志莲净苑佛寺重建的重要依据，是佛寺建筑得以按唐式法度建成的关键所在。

　　香港缺乏木构古建施工人才。全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古建筑在山西，当地一直保存着传统古建筑方式，工匠做工讲究，经验丰富；而安徽古建队架构完整，分工系统，大木作施工队掌握工艺较为全面，能绘制大样施工图，

透视分析各木构件组合

，木工也比较细致，故志莲邀请安徽古建园林市政建设总公司的古建队伍承担佛寺木构建筑的施工任务，山西古建专才监管验收，使重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得到充分保证。

　　建设志莲佛寺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唐式木构建筑群，木构件的制作和

安装均采用人手操作

，对技术精确度要求之高可以想见，香港、日本对施工水平要求尤其严格，多方合作的工程实践更令内地工人的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三年极其紧张艰苦的施工过程中，安徽古建队吃大苦耐大劳，克服中国传统手工业的保守烙印，与施工各方协同合作，锻炼出了一批技术精良、作风严谨的工程人员，堪称中国古建建设的精英；日后他们又继续跟随志莲建设园林、维修佛寺，成为志莲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志莲净苑的重建自始至终都得到各路专家的鼎力支持。

　　古建筑专家

萧默先生依敦煌壁画唐代建筑形式为志莲净苑绘画了的一版方案图

，为后来的唐代木构建筑方案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梁思成先生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

俞宗翘先生拟出建筑总体规划图

，确定志莲净苑依照佛教丛林法度、以唐风木构建筑院落组合而建的规模与布局。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

古建筑保护设计部主任张之平女士率领十多位古建专家小组成员，以两年多时间，依唐风法度为这一浩大工程绘制出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与施工图纸，并得到古建权威专家罗哲文先生、杜仙洲先生的审定；这批珍贵的手绘图纸，已成为

中国文物研究所最后一套手绘图纸

，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施工期间，志莲更得到文物研究所古建部派出具有丰富经验的古建结构专家张生同先生常驻施工现场，实地解决结构问题。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专家一直严紧跟进工程，严格量度施工队制作的全部木构件，将数据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仿真试装，以保证实施的精准。他们以科学标准对整项工程进行严谨的全程监察、验收，并建立了建筑物的

真三维数据库

，这些计算机测量记录也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珍贵的实例数据。

　　安徽古建筑队负责的建筑

分件图

、

1:1实物放样

，

预组装等各程序

须经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首肯通过，同时咨询香港建筑师及工程承建商的意见。整个工程的施工监察均由专业团队参与，精确有序。

　　唐朝约二百多年间，广泛融摄外来文明，文化体系独立而成熟，成为当时一股世界性的文化力量，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尤其深远。唐代的城市建设和佛寺建筑、园林成就辉煌，传入日本后，日本飞鸟、奈良时期的建筑皆富有浓郁的唐风，至今在京都和奈良仍完好存留着大量唐风、唐制的佛寺建筑和园林，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公元687-763年）东渡日本后建造的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在日本被公认为「现今世界上足以引为自豪的古代木造建筑」，唐招提寺金堂是「现存的奈良时代建筑中规模最大，格式最高的建筑物」（唐招提寺金堂修理专门委员会座长、原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日本建筑专家钤木嘉吉先生语），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日本在古木构建筑的风格研究及修缮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志莲净苑重现唐风木构建筑的工程得到了日本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和热情参与。日本专家感念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深怀感恩之情，在志莲净苑整个重建过程中积极分享日本自唐朝学习而得的建造及修缮技术，给予建设性意见并提供参考数据。

　　中日两地的专家均强调志莲净苑建造项目严谨地重现唐代建筑风格至为重要。志莲采纳日本古建专家泷川昭雄先生的意见，为建筑多角度绘制 1:1

放样图

，确保施工精确无误；木专家佐藤和彦先生为工程提供了大量难得的上好桧木，使志莲在短期内集齐兴建佛寺所需的珍贵木材。瓦专家小林章男先生为志莲提供了已被日本视为国宝的

唐招提寺鸱尾

的图样及测量数据，使志莲净苑大雄殿所需的鸱尾得以

按唐招提寺式样准确复制

。而志莲净苑聘请安徽木工参与重建工程，其依据则是1980年代日本文化厅准备以唐都长安为蓝本重修奈良古城并复建平城京时，为求大木作人手对中国古建施工队所做普查的资料。

　　为了木构架建筑能够长久保存，泷川昭雄先生还参考奈良平城京重修朱雀门及法隆寺加固百济观音堂的经验提出建议，为志莲净苑佛寺的木构建筑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以防止数百年后可能出现的变形问题。日本与香港的气候特征相似，日本专家于结构加固和防潮防虫等方面的经验也在志莲佛寺工程中成为有效的借鉴。

　　志莲净苑再现唐寺之兴建因缘，是众人的智慧热诚和理念思想的体现。蒙十方善信、社会贤达及中日古建筑学者热心支持，鼎力相助，多方因缘和合，始令唐式佛寺木构建筑群实现香港。

　　文革结束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志莲净苑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让志莲顺利参访内地的佛教名山及寺院进行频繁的实地考察，获得大量宝贵的知识，并与内地有关人士及部门广泛结缘，建立联系。自1970年代末开始，宏勋法师先后参与了

广东丹霞山明代别传寺

的设计与施工、重建

广州光孝寺

的设计和建造，1980年初期建造香港

天坛大佛

、重建香港大屿山姜山

观音寺

、新加坡莲山

双林寺

，将多年对中国建筑和佛教艺术的研究成果发挥其中。

　　香港天坛大佛的建造得到了中国航天工业部的鼎力支持。这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盛况空前，技术难度极高且无先例可循，众多内地工程技术人员全力以赴，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经过长达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使这一宏伟创举达至成功。如今，天坛大佛已成为当代香港一座具象征性的巨型雕塑，影响深远，在香港回归之际为中港合作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宏勋法师作为大佛建造工程的艺术总监，亲身实践了各项工作的统筹，全方位积累了经验，同时对祖国本土的强大力量及中港合作的必要性获得了深刻的认识，这一难能可贵的经历对日后重建志莲佛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实现重建的基础。

　　志莲净苑重建工程当时是备受香港各界关注的大事，一批发心的居士慷慨捐款出力之外，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普通的草根百姓亦皆纷纷响应，支持工程，让「

一瓦一愿

」的筹款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吸引了三十多万市民踊跃参与其殊胜机缘；每人视己能力之大小为在建的志莲佛寺木构建筑群捐款献瓦，让它们在千百年间与庄严的佛寺共存。志莲重建的愿力已成为香港市民共同之心愿，这样的因缘动力一直与工程同步进行。

　　志莲的重建亦得到从中央到香港佛教界的广泛支持。1994年1月3日，

志莲净苑佛寺奠基典礼

在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

、

副会长明旸法师

、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圣一法师及董事局主

席胡仙小姐主持奠基仪式，并隆重举行

。

　　1998年1月6日（农历丁丑年十二月初八），庄严的志莲净苑重建圆成佛像开光典礼隆重举行，

恭请众多香港及国内外高僧开光说法

，全国及香港的众多高僧大德应邀前来，为志莲净苑唐式佛寺的圆满落成开光同庆。参加盛典的有：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觉光大和尚

，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东堂

圣一大和尚

，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方丈初慧大和尚，香港荃湾西方寺方丈

永惺大和尚

，香港大屿山观音寺方丈

融灵大和尚

，广东韶关南华寺方丈

佛源大和尚

，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

一诚大和尚

，浙江普陀山普济寺方丈

妙善大和尚

，深圳弘法寺方丈

本焕大和尚

，江苏常州天宁寺方丈

松纯大和尚

，安徽九华山祇园寺方丈

仁德大和尚

，重庆慈云寺方丈

惟贤大和尚

，江西东林寺方丈

传印大和尚

，福建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圣辉大和尚和宁波天童禅寺方丈广修大和尚等。

　　德高望重的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亦担任了志莲净苑佛寺重建的委员会名誉主席，自始至终，关怀着志莲净苑的重建，而在1987年曾为宏勋法师钞示书写蕅益大师在「灵峰宗论」中的「

造毘卢佛像疏

他更为

志莲净苑大雄殿开光欣然题词

：

「喜功德之圆成 万众瞻依 福智资粮尊爱道 　望海天而仰止 千花围绕 栋宇庄严绍盛唐」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大和尚在开幕仪式上致辞盛赞：

「佛教能有此成就，行之于世，摄化万方，四众依止，实至功德无量」

　　香港政府、民众和佛教界对

志莲净苑唐式佛寺木构建筑群

一致予以肯定和高度赞扬，预言它将成为香港的佛教胜地，城市的新地标。